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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梦党建】第四课:土地革命

作者:微梦党建委员会 发布时间:2017-04-20 来源:微梦党建委员会

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这个政权对外实行反苏、亲帝的政策,对内竭力维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和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因此,同北洋军阀一样,它仍然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

 

在这样的政权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首先必须直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1927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断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为彻底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方针,中共中央于8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8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二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10月初,起义军在南下广东途中遭到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武装汇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入湘南。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于99日发动。在进攻长沙受挫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改变原定部署,决定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随后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部队内部实行民主管理。107日,毛泽东率部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211日,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起义失败,张太雷和许多同志壮烈牺牲。退出广州的起义军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参加革命斗争,一部分到广西左、右江一带同农民起义军汇合。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

 

尽管这时党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革命形势依然处于低潮。然而,中共中央没有认清形势。1927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这次会议后,一些地区盲目暴动带来的惨痛失败,使中共中央冷静下来重新考虑问题。19284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通告,承认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至此,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为什么革命处在低潮而党内却会出现“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呢?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和许多共产党人对中国政局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满腔愤恨和复仇渴望,像一团烈火燃烧在许多革命者的胸中,使他们容易产生一种近乎拼命的冲动,并把一部分先进分子的认识水平误看成是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在各地武装起义蜂起的时候,中共中央仍然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依旧放在城市。实际上,从外国搬来的“城市中心论”是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在如何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是分不开的。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初始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工作只在个别地区试行。随着根据地的逐步稳定,19285月至7月,在边界各县掀起全面分田的高潮,年底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红军中有人对于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小块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缺乏信心,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92810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回答了这个问题。决议指出,由于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各派新旧军阀之间的矛盾以至连续不断的战争。红色政权可以利用这种条件坚持下来并得到发展。只要有继续向前发展的革命形势,有很好的党并制定正确的政策,有很好的群众,有相当力量的红军,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提供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红色政权就能够存在和发展。

革命运动的复兴和红军反“围剿”的胜利


为了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革命斗争的路线和任务,1928618日至711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84人。大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形势是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尽管六大存在着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以及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等缺点,但大会决议传达贯彻后,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党的六大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审查委员会。会后,六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并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李立三等三人为常委会候补委员。由于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他虽被选为中央主要负责人,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党的六大后的两年间,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大革命失败后似乎已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的斗争,又重新壮大起来了。

 

六大以后,中共中央非常注意党的建设,党的组织有了较大发展。1929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党员已达到6.9万人,19303月,又增加到10万多人。1930年底,党在全国17个省恢复了省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

 

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领导。这个时期,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各根据地的党组织抓住军阀混战的时机,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争,使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1929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随后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并向闽西发展。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地方武装有很大发展。19306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共有两万余人,成为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8月,红一军团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

 

为了解决在农村环境中保持党和红军的先进性的问题,1929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多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案。它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决议案总结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会议选出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经过艰苦的斗争,到1930年夏,全国已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经过艰苦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懂得,农村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锻炼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从193011月到19319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不久,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多人在中共地下党员赵博生和进步军官董振堂等率领下,于193112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这期间,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也取得重大胜利。

 

在各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193111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走向复兴,关键在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把立足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长期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领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独创的道路,是在全党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其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出坚持、发展农村根据地的系统经验,而且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从理论上初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阐明。

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三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不满并要求加以改换的情绪愈益明显。一些曾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逐步改变态度。

 

19351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上,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他们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多数人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报告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总结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次渡过赤水河,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在渡过金沙江后,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四川境内的大凉山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渡口和泸定城铁索桥边。随后,强渡天险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在懋功(今小金)地区同张国焘、徐向前等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为确定会师后红军的行动方针,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不久,张国焘却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的有利形势蒙上了阴影。

 

8月初,红军分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下旬,右路军穿越草地后,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坚持南下。99日,他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率部北上,但他置之不理。9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917日,陕甘支队在彭德怀的率领下一举突破甘南天险腊子口,占领哈达铺,从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9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决定前往陕北,同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红十五军团(由陕甘根据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同从鄂豫皖根据地先期长征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合编组成)会师。10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终于实现了战略大转移。

 

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的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在193610月间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红军在长征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正当抗日烽火即将在中华大地上燃起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甘地区胜利会师,其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党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侵略,使平津上空战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在193512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运动。各地工人在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纷纷举行罢工,支援学生斗争。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爱国团体也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抗日救亡斗争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已处在政治大变动的前夜。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2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全民族抗战兴起过程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不失时机地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表明党在继遵义会议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开始努力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表明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底,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华北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党组织,打开了新的工作局面。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人到上海,与那里的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并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5月,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日本的态度,在华北事变后也发生了变化。据此,中共中央通过多种渠道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19369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

 

但是,蒋介石仍准备对陕北根据地发动新的“会剿”。他于124日到达西安后,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决定发动“兵谏”。12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以迅速行动包围临潼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同时,第十七路军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陪同蒋介石到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并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没有与闻此事。事变一发生,张学良立刻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派遣周恩来于1217日到达西安。在弄清情况后,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六项承诺。

 

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19372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并提出,如果国民党将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意实行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这种让步是有原则的,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两大政党和两个政权的对立,实现国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的侵略。这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引起巨大反响,并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

 

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同国民党领导人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多次谈判。尽管局势发展还有跌宕起伏,但停止内战的大势已经出现,国共两党的高层谈判已经开始。历史的潮流正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共御外侮的阶段发展。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前夕的十年,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党曾两次经受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埋头苦干,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奇迹般地开创出新的局面。这十年的历史证明: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或由一个远离中国的国际指挥中心来指挥中国革命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这十年中,党在指导思想上虽然几度犯过“左”的错误,但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汲取教训,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把中国革命推向了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