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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梦党建】第九课: 十年“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纠正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开辟

作者:微梦党建委员会 发布时间:2017-04-30 来源:微梦党建委员会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全面内乱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江青秘密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

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且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

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主持下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各地工作组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在如何对待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有严重错误的规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当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为进一步克服运动的“阻力”,从10月上旬至下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林彪、陈伯达讲话,将党内不同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会后,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社会上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再次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拍案而起,接连怒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乱党乱军的做法。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这几个月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

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还批发了多项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这些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制止局势恶化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经过二十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党的九大作准备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举行。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会议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炮制的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年后,刘少奇含冤病逝。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九大从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气氛所笼罩。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极力鼓吹这个理论的“伟大贡献”和这场“革命”的丰功伟绩,而对于党应该怎样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却根本不予提及。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理论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帮派中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许多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因而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同“四人帮”的斗争和1975年的全面整顿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仅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还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行攻击。他们的帮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乘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社会秩序再度混乱,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遭严重破坏。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

 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顿,部署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使堵塞严重的铁路全部疏通,运输状况开始好转。接着,开始整顿钢铁工业。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技工作也开始整顿。文艺进行了政策调整。教育战线的整顿同时在积极着手。军队整顿是各方面整顿中重要的一环,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这对抵制“四人帮”夺取军队领导权的企图起了重要作用。邓小平还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主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要在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对强行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造反派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邓小平还在六十年代初党制定的工业等方面若干条例的基础上,领导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文件,提出加快工业、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和“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等重要观点。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为了进一步阐明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毛泽东曾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几次谈话中,提出若干有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1975年11月下旬,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翌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个运动既违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再度造成社会混乱。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对长期持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感到困惑,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满,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经济的愿望愈加强烈。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仅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还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行攻击。他们的帮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乘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社会秩序再度混乱,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遭严重破坏。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

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顿,部署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使堵塞严重的铁路全部疏通,运输状况开始好转。接着,开始整顿钢铁工业。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技工作也开始整顿。文艺进行了政策调整。教育战线的整顿同时在积极着手。军队整顿是各方面整顿中重要的一环,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这对抵制“四人帮”夺取军队领导权的企图起了重要作用。邓小平还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主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要在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对强行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造反派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邓小平还在六十年代初党制定的工业等方面若干条例的基础上,领导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文件,提出加快工业、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和“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等重要观点。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为了进一步阐明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毛泽东曾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几次谈话中,提出若干有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1975年11月下旬,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翌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个运动既违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再度造成社会混乱。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对长期持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感到困惑,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满,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经济的愿望愈加强烈。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仅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还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行攻击。他们的帮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乘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社会秩序再度混乱,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遭严重破坏。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

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顿,部署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使堵塞严重的铁路全部疏通,运输状况开始好转。接着,开始整顿钢铁工业。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技工作也开始整顿。文艺进行了政策调整。教育战线的整顿同时在积极着手。军队整顿是各方面整顿中重要的一环,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这对抵制“四人帮”夺取军队领导权的企图起了重要作用。邓小平还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主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要在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对强行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造反派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邓小平还在六十年代初党制定的工业等方面若干条例的基础上,领导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文件,提出加快工业、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和“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等重要观点。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为了进一步阐明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毛泽东曾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几次谈话中,提出若干有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1975年11月下旬,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翌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个运动既违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再度造成社会混乱。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对长期持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感到困惑,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满,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经济的愿望愈加强烈。

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粉碎江青集团的胜利

  党的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斗、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阶段。在实际工作中还包含“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内容。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

  九大结束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顶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林彪集团的骨干成员决心铤而走险。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织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采取措施解决与这一事件有关的问题。党中央决定撤销由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毛泽东亲自过问对一些领导干部落实政策的工作,为“二月逆流”平反。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年12月,毛泽东提出要给被打倒的贺龙、罗瑞卿和1968年因受林彪、江青诬陷而被撤销领导职务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恢复名誉,承认自己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要做自我批评。这些行动为加快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各方面进行政策调整创造了条件。

  林彪事件后,党的一些重大的组织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迫切的是修改载有林彪为接班人等内容的党章和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党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党的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举行。当时全国有2800万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仍然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左”倾指导方针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后果日益明显。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在十大竟当上党中央副主席。但这时,也解放了一批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有些老干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被选举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王稼祥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十个年头时,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郁积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愤恨,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爆发出来。

  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四人帮”不仅发出种种禁令压制悼念活动,而且加紧展开了对邓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迅速转化成愤怒的情绪,并进而转变为强烈的反抗行动。4月5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队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一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就这样被压了下去。尽管如此,这场全国性的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天安门事件后,中央政治局通过两个决议:一是决定在周恩来逝世后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随着邓小平的被撤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推开。

  1976年7月6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后,党和国家的前途成为人们忧虑的问题。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暗地布置其在上海的亲信突击发放武器;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企图由他们指挥全国;还在报上公开诬蔑和威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痈疽。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江青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

  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抗争,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抵制、抗争和斗争是十分艰难曲折的。

  正是由于各级干部、党员和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的抵制、抗争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也由于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顽强努力,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进展。科学技术取得若干重要成就,包括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郭永怀、邓稼先等许多科学家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在1972年育成一代籼型杂交水稻,为我国的粮食生产作出重大贡献。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国家的安全。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取得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比这大得多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的责任。但是,这些错误终究是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毛泽东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但在晚年对许多问题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在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的安全,顶住国际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特别是七十年代初,他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审时度势,及时对外交工作作出富有远见卓识的重大战略调整,使我国的外交工作打开了新局面。

  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后半生,领导党和人民抵御来自国外的威胁和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探索。这些重要的历史功绩和探索的首创精神,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他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路,这是应该引为沉痛教训的。全面评价毛泽东的一生,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磨灭的。

在徘徊中前进和真理标准的讨论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人们早就对“四人帮”极其痛恨,希望尽早结束社会动乱,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这股猖獗十年、祸国殃民的政治势力终于被扫除掉,真是大快人心!各地一连数日举行集会、游行,人们载歌载舞,沉浸在多年未有的欢庆之中。

  然而,让人们感到失望的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的社论却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对毛泽东生前的决策和指示拒绝作任何分析的观点的出现,说明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

  “两个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批评“两个凡是”。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一批老同志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在全国局势逐步稳定的基础上,在全党的要求下,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终于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他否定了曾得到毛泽东批准的“两个估计”(即: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新中国成立后科教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使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开始了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1977年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高考制度得到恢复,全国高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510人,代表全国3500多万党员。大会总结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但这次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因而没有从根本上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大会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十一大虽然没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但邓小平重新当选中央副主席,并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毛泽东临终前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是有功的,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使社会、经济发展得更快一点。但是,他没有能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危害,特别是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晚年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错误,未能解决既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个复杂的问题,因此也就无法承担起拨乱反正、带领全党走向转折的重任。

  面对“两个凡是”造成的思想阻碍,人们开始感到,要彻底澄清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思想混乱,不能不首先解决这样的问题,即:究竟应当用怎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在广大干部群众对拨乱反正的强烈要求下,一批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始挣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在不同场合讨论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并酝酿撰写文章。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对“四人帮”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要敢于触及,弄清是非。尽管文章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作正面阐述,实际上却批判了“两个凡是”,因而立即引起“两个凡是”同实事求是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相当顽强,该文的观点受到一些领导人的强烈指责。真理标准讨论面临着巨大压力。

  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了及时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着重阐述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此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一批老同志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或参与讨论。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中央各部门、地方和军队的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表明支持的态度;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站在讨论前沿,踊跃参与。这场讨论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表明真理标准问题已不仅是一个理论观点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多种力量的推动下,“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声越来越高,开始打破“两个凡是”和多年来盛行的个人崇拜的禁锢。真理标准讨论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建国后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转折

真理标准讨论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人们开始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实事求是地处理拨乱反正中遇到的问题。组织部门放手地平反冤假错案,提出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什么人批的,该平反的都要平反;一些工业部门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恢复了一些过去曾遭批判的行之有效的做法;农村工作中,一些地方领导人从实际情况出发,大胆地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在一定范围内纠正多年来农村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

 

  拨乱反正伴随着思想解放,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批判危害多年的极左思潮,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思过去的曲折,考虑未来的出路。党内开始酝酿对社会主义的若干体制进行改革。

  1978年7月至9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许多同志提出改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建议。李先念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建设。9月下旬,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又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

  当“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刚被冲破时,对我国发展的紧迫性和经济、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有着很深感受的邓小平,先是在最高领导层内大声疾呼: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快发展生产力,要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随后,又到部分省市,与地方领导谈他思虑已久的想法,促成解放思想的浩大声势。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行程数千里,走一路讲一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他反复强调,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他呼吁: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好一些。他还提出,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要适时地结束,转入正常工作,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认为,应当结束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及时地、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等九人为中央委员;选举出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时,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决定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来说,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会议还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这次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1979年3月,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指出:在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他强调,一方面要继续肃清“四人帮”散布的极左思潮的流毒,另一方面也要同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斗争。这篇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既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有力抵制,又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进一步阐述。从此,四项基本原则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一起,构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本内容。

  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各地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同时,从部队到地方,进行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进一步推动解放思想,破除僵化,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贯彻。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鉴于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和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现象的出现,党中央于1979年4月召开工作会议,制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实际上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也是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在走过不少弯路、吃了不少苦头之后,党对于搞建设必须适合中国国情有了较深切的体验。邓小平指出:“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认为,要使中国现代化,至少有两个主要特点是要注意的。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陈云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这样分析我国国情: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要认清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党在调整中坚决纠正前些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并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前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

  经济调整首先是加强农业,理顺农业与工业的关系。根据党中央建议,国务院颁布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不许征购过头粮、缩小工农业产品差价等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的政策。这些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也为进行农村体制改革敞开了大门。在其他方面的调整中,党中央针对“左”的思想阻力和急于求成的习惯心理,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通过经济调整,从1981年起,主要经济比例关系逐渐趋于合理,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滞后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

  在调整经济的同时,农村和企业的改革也迈出步伐。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成功。这看起来似乎是多少带些偶然因素的事情,实际上却是二十多年来农村生产力一直要求突破“左”的农村政策的结果。在“左”倾错误影响下,我国农村的落后面貌长期没有大的改变。为了能够解决吃粮的基本需要,农民群众曾在1957年、1959年、1962年实行过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生产组织形式。由于当时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致使这种自发的形式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压制,屡起屡落。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以万里为第一书记的中共安徽省委作出把土地借给农民耕种,不向农民征统购粮的决策。这一决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战胜了特大旱灾,还引发出一些农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行动。几乎与此同时,四川省不少地方的农民也实行包产到组。在安徽、四川的影响下,其他一些地方也开始实行农村联产责任制。1980年,四川省广汉县的一个公社挂出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的地方。

  随着改革的推进,对外开放开始有重大突破。创办经济特区为实行对外开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听了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侨乡汕头开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当即表示: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划出一定的地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两个多月后,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给以更多的自主权,扩大对外贸易,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的艰苦努力下,深圳、珠海这样往日落后的边陲小镇、荒滩渔村,不过四年工夫,就变成了高楼矗立、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成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前沿地区。

  改革起步的几年间,新事物接踵涌现。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逐步展开。从1978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3%,这是在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的情况下取得的较高的发展速度。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拨乱反正任务胜利完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全面展开。经过十年内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和建国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堆积如山,所涉及的范围之广、难度之大前所未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

  拨乱反正,最重要的是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为了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精力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一方面对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进行认真清理,一方面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作出科学评价,使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后,能够坚定地沿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前进。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党中央重新对这个问题作了阐述。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当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缩小或夸大了,都要犯严重的错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党进一步清理了作为“文化大革命”基本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这个理论是错误的,应当停止使用。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党中央认为,必须正确地认识建国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样做,势必涉及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就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彻底打破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既要如实地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要正确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初步总结了党在建国后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在邓小平主持下,党中央于11月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3月,邓小平对《决议》的起草提出三条指导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他还多次强调:对毛泽东的功过的评价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这些根本方针,使党既能够实事求是地指出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能够客观地对待自己的历史,不至于迷失方向,丧失基本的立足点。

  根据广大人民的意志,1980年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进行公开审判,恢复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

  在清理和纠正“左”倾错误的同时,党的自身建设也得到加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的党委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要求,各级纪委把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作为根本任务。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形成的指导和规范执政党思想、政治、组织建设的重要文献,对在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深远影响。全会还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加强了党的集体领导。同年11月召开的中纪委座谈会传达了陈云的意见。他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进一步引起全党对党的建设的重视。

  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党中央认真汲取以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开始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问题。1980年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主要弊端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等现象,其核心则是权力过分集中。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这篇讲话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经过几年全面的拨乱反正,十年“文化大革命”和长期“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得到根本改观,国家重新呈现勃勃生机。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得到加强,优良的传统作风逐步得到恢复。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迈出重要步伐,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开始改变。经济工作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呈现初步的繁荣景象,党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得到很大改善,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得到加强。这一切表明,党和国家终于从困境中摆脱出来,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历史大转折正在平稳地实现。